元祐初年，蘇軾的立品行實與出處年夜節，是宋史一至公案。
“自古朋黨多矣，未有若元祐之黨難堪辨也”，“程曰洛黨，蘇曰蜀黨，而劉曰朔黨”，“熙寧之爭新法，猶出于公；元祐之自為黨，皆出于私也”。（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七十一，第11240頁，以下凡引自該書，僅列書卷數及頁碼）邵伯溫稱“蜀黨”為“川黨”，進而歸納綜合，“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那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為魁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魁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魁首，羽翼尤重”。（邵伯溫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三，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6頁）
程頤，字正叔，今河南洛陽人；蘇軾，字子瞻，今四川眉州人；劉摯，字莘老，今河北東光人。程頤、蘇軾、劉摯被視為三黨魁首，所以，以各自鄉貫分辨定名為“洛黨”、“蜀/川黨”、“朔黨”，而“洛蜀黨爭”尤甚，“初，頤在經筵，回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卷四百七十一，第11240頁）
學界更多聚焦于“洛蜀黨爭”，（何滿子：《元祐蜀洛黨爭和蘇軾的反道學斗爭》，《吉林師范年夜學學報》，1984年第二期；金諍：《從“洛、蜀之爭”看文、道之爭》，《江漢論壇》，1985年第九期；王水照：《論洛蜀黨爭的性質和意義》，《河北師院學報》，1995年第一期；諸葛憶兵：《洛蜀黨爭辨析》，《南京師年夜學報》，1996年第四期）但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蘇軾懇求外放時，還有說法，“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二十九，《乞郡劄子》，中華書局，第827頁）蘇軾并未將政敵回結于“洛黨”，而是“韓氏之黨”，“川黨”一說，也自有淵源。
宋史學者方誠峰以為，元祐政爭的要害不在于“蘇、程（或洛、蜀）彼此之間的牴觸”，而是程頤、蘇軾“配合成為批駁、警戒的對象”，這反應了“一種風行的政治情感”：“在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參照下，‘寧靜’成為一種主流的政治尋求”，集中表示為“謹慎、守舊的施政作風”，蘇軾、程頤作為那時的“文宗”與“儒宗”，是“寧靜”最年夜的要挾和損壞氣力，在“不克不及寧靜”的意義上，二人與王安石具有類似性。（方誠峰：《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政治文明》，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68頁）這一結論，為梳理元祐初的“朋黨之爭”供給了新的坐標與參照，但仍有題目有待厘清。
一
元祐元年玄月十二日，中書舍人蘇軾除翰林學士。二十八日，監察御史孫升初次論及蘇軾，蘇軾“為翰林學士”，“可謂極端任矣，不成以加矣。若或輔佐經綸，則愿陛下以王安石為戒”，（卷三百八十八，第9444頁）以為蘇軾不成在朝，不然，將有成為下一個王安石之虞。
方誠峰以為，“對蘇軾自己最直接的批駁就呈現在他任翰林學士之后”，（《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政治文明》，第60頁）這也是蘇軾親身感慨。元祐六年蒲月十九日，蘇軾辭免翰林學士承旨，就作如是言，“自忝禁近”，“臺諫言臣者數四”，“惟不愿在禁近，使黨人猜忌，別加陰中也”。（《蘇軾文集》，卷三十二，《杭州召還乞郡狀》，第913-914頁）
這和翰林學士的特別性有關。“國朝除用在朝，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為‘四進頭’。”（洪邁著、凌郁之箋證：《容齋漫筆箋證》，中華書局，第768頁）蘇軾也稱，翰林學士“非徒筆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蘇軾文集》，卷二十三，《謝宣召進院狀二首》，第665頁）這表白蘇軾已進進宰輔候補梯隊，成為在朝官，甚至登庸，指日可待。后來，蘇軾再兼侍讀，而王安石自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司馬光以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樞密副使，使這一預期更具想象空間。
孫升認識到蘇軾無望“預聞政事”，率先向太皇太后示警，但言官們所有人全體彈奏蘇軾，始于“學士院試館職策題”，卻激起太皇太后關于“言事官有黨”的警戒。對此，方誠峰以為，言官佈景復雜而多元，年夜多并非蘇軾“直接政敵”，元祐之初 “朋黨之論”以及由此而來的“黨名”，“重要存在于太皇太后的心中”，是她為保護本身威望而有興趣制造的，未必是客不雅現實。（《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文明》，第75頁）
當然，方誠峰切磋的重點非蘇軾自己，故相干研討未進一個步驟深究“策題”內在的事務及政治意涵，所以，難以說明言官所有人全體彈奏蘇軾為何呈現在“策題事務”之后，而非蘇軾“進院”，就職翰林學士之時。
試館職一事，時在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二十七，《武昌西山并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58頁）蘇軾自述，“因發策草麻”，言官“羅織說話，認為謗訕”，但言官彈奏蘇軾，未必如方誠峰所言，僅限于“蘇軾不妥置祖宗于群情之間”，（《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政治文明》，第69頁）或許還源于“策題”與“甲寅聖旨”之間的聯想。（卷三百八十一，第9248頁）
“甲寅聖旨”，也稱“慰反側之詔”。“甲寅”，即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聖旨卻公佈于七月十一日。（卷三百八十二，第9316頁）盡管延遲發布，言官們早已聞風遠揚，“詔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論其不成”，“甲寅聖旨”甫一出籠，更招致言官們輪流轟炸，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林旦、監察御史上官均、左思諫王巖叟接連上疏，懇求太皇太后“速賜寢罷”。
“元豐末命”中，神宗駕崩，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伊始，高氏召回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韓維等守舊派官員，借由司馬光等人薦引的言官權勢，廢罷“元豐之法”，清洗顧命年夜臣，史稱“元祐更化”。
更化政策，觸發一些實際困難，高氏轉而追求緊張新、舊政策與臣僚間的牴觸。元祐元年正月二旬日，更化政策的design和主導者司馬光“始以疾謁告”，逐步力有未逮，終極于玄月一日病逝，（卷三百六十四，第8716頁）給高氏調劑更化政策發明契機，“甲寅聖旨”在此佈景下出爐，是協調政策的集中反應。
學者王化雨以為，元祐元年（1086）四月，“慰反側之詔”就已醞釀，最後介入謀議的，是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王化雨：《從“慰反側之詔”看元祐時代宋廷協調新舊的測驗考試》，《北京社會迷信》，2019年第二期）范純仁，范仲淹次子，舊黨中的溫順派，他“以國用缺乏，建請復散青苗錢”，（卷三百八十四，第9366頁）主意沿用王安石創建的青苗法。不外，“慰反側”發端，能夠始于元豐八年（1085）底，早于王化雨所說。
元祐元年正月初一，朝廷發布逾年改元聖旨，高氏協調新、舊的態度昭然若揭：
呂陶記聞云：元祐之政，謂元豐之法未便，即復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成盡變，年夜率新、舊二法并用，貴其便于平易近也。議者乃云：“對鈞行法。”朝士善謔乃云：“豈獨法則然，至于年號，亦對鈞矣。”然謔戲之談亦有味，此可見那時改元意，姑附注此。（《卷三百六十四，第8697頁）
“那時改元意”，即“年夜率新、舊二法并用”，“新、舊二法”，即“元豐之法”與“嘉祐之法”，元豐、嘉祐分辨是神宗、仁宗最后的年號，廢罷“元豐之法”，恢復“嘉祐之法”是更化政策的主要內在的事務，但改元暗示高氏意欲兼取“嘉祐之法”與“元豐之法”。
蘇軾“策題”與高氏“改元意”，是不約而合、一脈相承的。元祐二年正月九日、十九日，蘇軾為“策題事務”自辨，“實以諷刺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激動圣意，庶幾兼行二帝（仁宗、神宗）忠誠勵精之政也”。（卷三百九十四，第9595頁）“庶幾兼行二帝”，與“年夜率新、舊二法并用”，異曲同工，都與司馬光既定的政治道路沖突，這是言官彈奏蘇軾的內涵邏輯。
二
開初，言官并未顯明排擠蘇軾。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太皇太后訊問：“近除胡宗愈、蘇軾若何？”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對“甚合公議”，便是證實。但十仲春十八日，左司諫王巖叟引爆“策題事務”，隨后演變為言官的“所有人全體舉動”，他們嗅到策題暗藏的政治意涵。
“慰反側之詔”艱巨出臺，遭到言官分歧否決。玄月己卯，元豐年夜臣、中書侍郎張璪因言路彈奏，罷知鄭州，王化雨以為，這讓“聖旨的可托度”年夜打扣頭，高氏協調盡力進退兩難，但王化雨并未論及蘇軾策題無為“慰反側”招魂之嫌，也許還寄寓了太皇太后的意志。
元祐元年十仲春十八日、二年正月十七日，蘇軾接連自辯，“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進，蒙御筆點用第三首”，有興趣諉過太皇太后，為本身擺脫。（卷三百九十三，第9565頁）鄧潤甫，字溫伯，江西建昌人，避太皇太后父、高魯王遵甫之諱，遂以字為名，別字圣求，時任翰林學士承旨，是蘇軾下屬，兩人分辨擬寫第一、二以落第三道策題，高氏偏偏選中蘇軾的第三首，也是備受爭議的一首，政治意涵不問可知。
言官將鋒芒瞄準蘇軾，看似誅心之論，但別有用心不在酒，蘇軾看似代高氏受過，卻未必全然無辜，究竟無法消除擬題時窺伺“圣意”的能夠，這也坐實了王覿、楊康國、趙挺之等人對蘇軾的警戒，“若使久執政廷，則必創新妄作，認為朝上進步之資”，蘇軾難以洗脫將策題作為敲門磚、投名狀，以躐取高位的嫌疑，這種“輕佻躁競”的行動，是士年夜夫群體感恩戴德的，也是他們批駁新法派的罪行之一。（卷四百八，第9923頁）
言官們以為，蘇軾擁護高氏 “慰反側之詔”，這在主意“寧靜”的政治情感和氣氛下，是不折不扣的“創新妄作”，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異類”，而言官的集中批評，異樣可以梗阻高氏借船出海的能夠性。“策題事務”中，高氏態度耐人尋味，她不會對“策題”激發爭議毫無預感，仍獨行其是，事發之后，“太皇太后主意蘇軾”，又一直包庇蘇軾，（卷三百九十三，第9570頁）不吝激化與言官群體的牴觸，以為“言事官有黨”，冠以“朋黨”之名，為所有人全體免職言官埋下伏筆，（卷三百九十三，第9572頁）高氏或許有興趣經由過程將言官所有人全體調離的方法，停息爭端，敲山震虎。
題目的要害是，蘇軾欲“兼行二帝”發端于何時？他與高氏不約而合，仍是曲意逢迎？若將改元視為 “慰反側”的萌芽階段，蘇軾吐露這一態度在此之前，《賀時宰啟》中，蘇軾就論述了這一態度。當然，誠如方誠峰所言，高氏在“新、舊”之間或許從無固、必， “焦點關心”只要“本身威望”。（《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政治文明》，第73頁）
《賀啟》言，“蓋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蘇軾文集》，卷四十七，第1344頁）“神考”即神宗，“成王”指代哲宗，神宗創建良法善政，俱有案可稽，哲宗只需繼志述事，而無以復加，蘇軾近乎毫無保存地確定“元豐之法”。
從《賀啟》中的信息，可以斷定寫于哲宗初年。元豐八年七月五日，“請謚于南郊”，“廟號神宗”，這是“神考”一詞的由來。（《宋會要輯稿·禮二九》）賀啟必作于此后，而玄月十八日，“朝奉郎蘇軾為禮部郎中”，（卷三百五十九，第8598頁）行將赴闕，《賀啟》稱，“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鈞”，或寫于十八日以前，而在此之前，“峻陟宰司”的“時宰”唯有韓縝。
三
“策題事務”迸發和延燒機會，比擬奧妙。南宋施元之父子為蘇詩作注，引侍御史王覿彈章，“恰當在朝有闕”，（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二十七，《次韻王覿正言喜雪》，中華書局，第1424頁）元祐元年玄月一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薨，宰輔團體呈現空闕，也是別人覬覦的時辰，但接上去近兩年時光里，一直闕而未補。
反不雅高氏垂簾之初，元豐八年蒲月十八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王珪薨，二十六日，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蔡確次補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同日，韓縝自知樞密院事次補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章惇自門下侍郎除知樞密院事，司馬光自知陳州守門下侍郎。
司馬光病逝之際，恰是“慰反側之詔”發酵之時，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一直未按通例“次補”，或與其態度和立場有關。依據三省、樞密院職責分工，更有標準和來由與高氏謀議“慰反側”的，理應是呂公著，而不是范純仁，而元祐元年十月，處置元豐年夜臣章惇知揚州，高氏以為呂公著“別懷顧看，阿徇別人”，天然不會是奉行“慰反側”的幻想人選，應當也是他未能遞補左相的最基礎緣由。
很快，“韓氏之黨”浮出水面。韓維，字持國，時為門下侍郎；兄韓絳，字子華，熙寧間，兩次拜相；弟韓縝，字玉汝，也于元豐末拜相。其父韓億參仁宗朝政事，蘇軾稱韓億“篤生三子，翼輔兩朝”，韓億岳父王旦相真宗十二年，是名副實在的“世臣”與“閥閱”。
元祐元年十仲春，左思諫朱光庭率先就“策題事務”舉事，后來，高氏將言官與蘇軾間的紛爭回咎于朱光庭，“此朱光庭有私，卿等黨光庭”，（卷三百九十三，第9570頁）“策題事務”遂為元祐“朋黨之論”轉捩點。
蘇軾以為，言官對己“誣謗”之風，“萌于朱光庭，盛于趙挺之，而極于賈易”。（《蘇軾文集》，卷三十六，《辨黃慶基彈劾劄子》，第1015頁）邵伯溫以為，朱光庭、賈易依靠程頤，但呂陶看來，趙挺之、賈易俱“韓維之上客”、“程頤之逝世黨”，他們是一體的，（卷四百三，第9815-9818頁）鄭雍也以為，“易出韓氏門下”，“所言多為韓氏報恩仇”，（卷四六三，第11061頁）
程頤在《代家君祭韓康公（絳）文》中寫道，“冷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42頁）表白程、韓為姻親，朱光庭是程頤門人，與韓維關系暗昧。元祐元年仲春初二日、仲春十三、閏仲春一日，左正言朱光庭反復上書，將韓維與司馬光、范純仁譽為“三賢”，是宰相不貳之選。（卷三百六十五，第8746頁；第8773頁；卷三百六十八，第8852頁；卷三百七十六，第9141頁）
范純仁娶王質之女，王質是王旦侄，（范能濬編集，薛正興校點：《范仲淹選集》，卷十四，《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陜州軍州事王公墓志銘》，鳳凰出書社，2004年版，第295頁）韓維是王旦外孫，韓、范“兩家契義”，范純仁以兩句詩描述與韓維關系，“論交白社逾三紀，接武黃扉近十春”，（范純仁：《范忠宣集》，卷五，《酬持國攜具見訪之作》）訂交于微時（“白舍”），又同在門下省（“黃扉”）為官。
范純仁是與高氏會商和擬定“慰反側之詔”的宰執，但他守舊派的底色，且宰輔團體中資序最低，缺乏以擔當“慰反側”重擔，韓絳如期進進高氏視野，范純仁也提出高氏并召文彥博與韓絳進朝。
高氏稱韓絳為“四世元老”、“國之長城”，“收支將相，垂三十年”，（《蘇軾文集》，卷四十，《韓絳上表乞致仕不許詔二首》，第1141頁）那時宰輔團隊殘山剩水，中書侍郎呂年夜防、尚書左丞李清臣、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都出自韓絳門下。熙寧初，韓絳以參知政事宣撫陜西，辟呂年夜防、范純仁為宣撫判官，李清臣為書寫機宜文字，，韓絳待以“國士之知”，范純仁沒齒講座場地難忘，“青云白費扶攜提拔力，白首應無報稱期”。（范純仁：《范忠宣集》，卷五，《康國韓令郎華挽詞二首》）
王珪、韓絳、王安石均為楊寘榜進士，分辨以第二、三、四人落第。熙寧間，韓絳兩次登庸，收支新、舊兩黨，享有盛譽，是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以及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難以傲視的。
司馬光轉業差役法，遭新法派蔡確、章惇否決，舊法派中范純仁、劉摯、蘇軾、蘇轍、王覿、孫升也有貳言，朝廷建立“詳定役法所”，“差韓維、呂年夜防、孫永、范純仁專注詳定聞奏”，但事涉“衙前一役”，議而未定。韓絳是“免役法”前驅，至和二年（1055），仁宗“罷諸路里正衙前”，行韓絳提出的“鄉戶五則之法”；（卷一百七十九，第4330頁）英宗治平四年（1067），“役法之議”又始于韓絳。（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一，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2頁）此時，王安石尚未進朝，神宗公佈募/免役法，還要比及熙寧四年（1071）。（卷二百十一，第5130頁）
嘉祐三年（1058）十仲春，韓絳提出“依周禮、唐六典”，改造官制，開元豐改制先聲。（卷一百八十八，第4536頁）同年，王安石始“獻書萬言”，（卷一百八十八，第4531頁）成為以后變法的綱要。元豐五年，神宗以“三省制”代替中書門下體系體例，可視為對韓絳的回應。總之，韓絳是“元豐之法”的創作發明者之一。
韓絳還與舊黨魁首司馬光親厚，“司馬溫公方與在朝忤，而公言溫公代己為樞密副使，至于宰相，又薦之”，又舉“程頤有學行”。（李清臣：《李清臣文集》，卷十二，河北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第170頁）元豐末年，韓絳留守西京，與舊黨人士往來頻密。
蘇軾也與韓絳往來。《賀韓丞相啟》是寫給韓絳的，從“昭文相公”、“蕞爾種羌之叛命”、“邊徼苦冷”等相干語句，可判斷。熙寧三年十仲春丁卯，“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年夜學士，遣使即軍中拜之”，韓絳先王安石拜相于軍中。而《賀韓丞相再進啟》中“史館相公”，異樣寫給韓絳，熙寧七年四月，韓絳自不雅文殿年夜學士、行吏部侍郎、知年夜名府守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賀啟》中，蘇軾自稱，“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蘇軾文集》，卷四十七，第1343-1344頁）
不只這般，慶歷七年，與溫成皇后張氏爭寵，慈圣光獻曹皇后落敗，養女高氏被放舞蹈教室出宮外，而耿耿于懷。（吳錚強：《官家的苦衷》，上海國民出書社，2023年版，第204-206頁）其后，又有“十閤宮人”因溫成皇后而“得幸”。（《官家的苦衷》，第174頁）嘉祐四年七月，韓絳上書，仁宗將“十閣中尤驕縱者”放出后宮，（卷一百九十，第4579頁）韓絳此作為，有形中與高氏樹立難以言喻的機緣。
四
《蘇軾文集》保存了高氏與韓絳往來聖旨與批答，始于元祐元年十月二旬日，終于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蘇軾代高氏草擬，將寫作時光置于另一組時空中，別有一番氣象。元祐元年玄月初一日，司馬光薨；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韓維自門下侍郎，以資政殿年夜學士、知鄭州。詔答往來時光，年夜致產生司馬光病逝與韓維罷政之間，二者似乎存在隱秘聯繫關係。
可資參照的另一主要人物是文彥博，“司馬光進為門下侍郎，首薦彥博”，“及蔡確罷相”，司馬光更提出，“若以今官制，（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仆射”，“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徐自明著，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紀年錄校補》，卷之九，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59-560頁）司馬光欲“以彥博為輔弼”，本身屈居下位，“范純仁、朱光庭等上言文彥博不妥煩以宰相職事，令別議優禮”，（卷三百七十六，第9141頁）遭范、朱抵抗，而范、朱均與韓氏關系親密。
方誠峰以為，司馬光力主文彥博為“百僚之首”，有兩重意味：文彥博是“祖宗朝的象征”，即“嘉祐之法”代表性人物，司馬光也需求元老重臣改變三省疲弱抽像。（《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政治文明》，第51頁）
高氏也需求文彥博的資格和權威，但不盼望他掣肘，尤其司馬光病逝，文彥博很能夠是“慰反側”的主要阻力，這從文彥博處置“車蓋亭詩案”的態度可見一斑，他是獨一主意將“元豐年夜臣”蔡確貶往嶺南的人，這與“慰反側”主旨相悖，范純仁則絕對謹慎與包涵。（王鞏：《清虛雜著三編》，《順手雜錄》，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300頁）
元年四月十五日，文彥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但隨即蒲月初二日，“詔判年夜名府韓絳俸給并視文彥博之數”。（卷三百七十七，第9149頁）司馬光病逝，文彥博的進退成為朝野不雅瞻的核心，“外議藉藉，謂文彥博必代光之位”，文彥博將繼任宰相的傳言甚囂塵上，高氏卻不聞不問，文彥博退而求其次，“薦馮京為相”，（《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八十七，第9422-9424頁）仍未獲高氏回應，相反，“文彥博的位置有被邊沿化的跡象”。（《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文明》，第53頁）
各種跡象顯示，高氏重要人選能夠是韓絳，并非文彥博，而她付與韓絳的預期腳色能夠就是所謂“侍中、行右仆射事”，由司馬光起始，而一度屬意文彥博。此前，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劾中書侍郎張璪，“欲結文彥博”，“附韓維”，“優禮”韓絳，（卷三百七十七，第9153頁）蘇轍接力彈劾張璪“欲以結文彥博、韓維為自安之計”，（卷三百八十五，第9373頁）張璪置右相呂公著于掉臂，卻高攀文彥博、韓維，似乎嗅到了某種電子訊號。
二年三月十八日，“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年夜名府韓絳充集禧不雅使，發來赴闕。”二十九日，“太師文彥博奏乞致仕，右仆射呂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詔不允。”（卷三百九十七，第9670頁）韓絳以集禧不雅使進朝的政治電子訊號，文彥博、呂公著必定了然于胸，于是，不謀而合退休或請辭，以退為進。
熙寧初，富弼自判河陽進為集禧不雅使，隨即拜相。（《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四，第151頁）韓絳自判年夜名府進為集禧不雅使，與富弼再進相千篇一律。但政局、形式的成長，阻斷了韓絳進相的潛伏能夠。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范）百祿與（韓）維爭收例回中書事”，（卷四百三，第9808頁）蘇軾將此視為“川黨”與“韓氏之黨”紛爭的引火線，也是壓垮韓氏兄弟的那根“稻草”。
蘇軾《乞郡劄子》絕不諱言，“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諫官呂陶又論維擅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是以，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蘇軾：《蘇軾文集》，卷二十九，《乞郡劄子》，第827頁）“爭議刑名”的本質，即“爭收例回中書事”。
呂陶，字元鈞，眉隱士，為蘇軾舅父程濬及堂嫂蒲氏撰寫墓志銘，（呂陶：《凈德集》，卷二十一，《太中年夜夫武昌程公墓志銘》；卷二十七，《靜安縣君蒲氏墓志銘》）被視為“川黨”中人。范百祿，字子功，范鎮從子；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
蘇轍《祭范蜀公景仁文》，“昔我祖先，公早知之”，“軾方執政，公舉諫官”，“轍自東來，復館于門”；（蘇轍：《蘇轍集》，《祭范蜀公景仁文》，中華書局，第435頁）蘇軾更稱范鎮“吾先正人之益友也”。（《蘇軾文聚會場地集》，卷十四，《范景仁墓志銘》，第435頁）后來，蘇軾為兒子娶下范鎮孫女。（《蘇軾文集》，卷五十，《與范子豐八首》，第1452頁）蘇軾與呂、范間的地緣、姻教學場地緣關系，或許是他們被指為“川黨”的緣由。
五
“爭議刑名”始于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樹欲靜而風不止，四、蒲月間，“監察御史張舜平易近撤職”掀起另一場軒然年夜波。
張舜平易近撤職，或與惹惱文彥博有關。張舜平易近“言及于彥博”，“惹惱于柄臣”。（卷三百九十九，1對1教學第9722頁；卷四百，第9741頁）對張舜平易近的處理，激起言官所有人全體反彈，御史中丞傅堯俞裹挾言官所有人全體救解張舜平易近，殿中侍御史呂陶、監察御史上官均“未嘗有言”，激發言官外部黨同伐異，未介入所有人全體舉動的呂陶、上官均淪為眾矢之的。
“侍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等緣張舜平易近事劾（呂）陶、（上官）均面欺同列”，杜純、賈易將鋒芒瞄準呂陶、上官均，招致事態成長敏捷外溢。呂陶轉而檢舉杜純、賈易“附韓維”，進而責備“諫官結為一黨”，“朋黨之勢復作”，殃及韓維兄弟。（卷四百，第9753-9755頁；卷四百三，第9813-9816頁）
呂陶告發韓維“多除用親戚”，營私舞弊，觸及太皇太后威望，她批復右相呂公著，“本日不雅維族人、常識布在津要”，“紀綱自此不復振也”，“維之欺罔，宜在不赦”。（卷四百三，第9808-9810頁）
呂陶自辯，溯及“策題事務”以來言官對蘇軾的輪流進犯，進一個步驟形塑了高氏“言事官有黨”的敘事與認知，但也激發賈易質疑呂陶念頭，“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卷四百四，第9828頁）換言之，呂陶謝絕參加救解張舜平易近的所有人全體舉動，或許由於張舜平易近惹惱文彥博。
呂陶《凈德集》、文彥博《潞公函集》，均未留下呂、文往來跡象，但蘇軾終年與文彥博關系親密。倅杭時，“頻得潞公手筆”；（《蘇軾文集》，卷五十六，《與范夢得十首》，第1700頁）知密州時，文彥博介入“超然臺”唱和；（《蘇軾詩集》，卷十四，《和潞公超然臺次韻》，第681頁）謫居黃州，也有手札往來；（《蘇軾文集》，卷四十八，《黃州上文潞公書》，第1379頁）文彥博退居洛陽，其子文及（甫）作德威堂，“請銘于軾”，（《蘇軾文集》，卷十九，《德威堂銘并敘》，第572頁）並且，文彥博先后推薦蘇轍、范祖禹、孔文仲與胡宗炎，（文彥博：《潞公函集》，卷三十八，《舉蘇轍》；卷三十九，《舉范祖禹》、《舉孔文仲等》；《卷四十》，《舉胡宗炎》）“呂公著謂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胡宗炎從兄胡宗愈則與蘇軾、孔文仲“比周”。
賈易“欲率孔文仲同上殿論奏（呂陶），文仲拒之”，孔文仲謝絕介入賈易彈奏呂陶打算，（卷四百三，第9818頁）胡宗愈則責備與賈易聯手彈奏呂陶的“杜純讒附韓絳”。（卷四百三，第9820頁）后來，諫議年夜夫王覿言，胡宗愈“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卷四百一，第10003）質疑蘇軾、呂陶疑似依靠文彥博，阻擊“韓氏之黨”，這是“川/蜀黨”與“韓氏之黨”得名的由來，“洛蜀黨爭”不外冰山一角，暗潮涌動的，或與文彥博阻韓絳進朝有關，蘇軾、呂陶等人卷進此中，被冠以“川黨”之名。
總之，“爭刑名事務”以及“張舜平易近撤職事務”，使韓絳進主中樞的預期戛但是止。先是，七月初二日，“集禧不雅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康國公韓絳加守司空致仕”，致仕表章所言，“充斥之懼”、“倚伏之虞”，（《蘇軾文集》，卷四十，《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第1145頁）盡不只是慣常的謙抑之詞，更是他對太皇太后心術的顧忌，不得不乃至仕的名義黯然出局；繼而，十五日，“詔韓維除資政殿年夜學士、知鄧州，然猶用前責辭”，（卷四百三，第9810頁）韓維也出知處所；元祐三年玄月三日，韓絳薨于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