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出書業交流從宋代開端昌隆。至遲在南宋時代，讀者、書商之間即有賒書行動。南宋黃簡《秋懷寄陳宗之》詩中有“獨愧陳征士，賒書不問金”之語，便是作者對陳宗之賒書的感歎。陳宗之，原名陳起，是錢塘著名的書商，他賒書給讀者的運營形式，尤為那時和后世學者稱道。
元明兩代，有關賒書的文獻，筆者尚未得見。清代，文人以詩歌或日誌的情勢，對賒書情形停止了豐盛的記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有清代詩人孫枝蔚的《溉堂集》。此中“溉堂續集·卷之一”有《賒書》詩，記錄了孫枝蔚流浪在外，于書坊賒書瀏覽的故事。“眼昏頭白滯江關，把卷能消長日閑。大戶酒錢長可省，鄰坊書債定須還。”孫枝蔚生于明清易代之際的巨賈之家，原來家道優裕，但他性情豪邁瀟灑，家財很快散盡，此后生涯較為拮据。他對詩歌創作情有獨鐘，有大批詩作傳世。在《賒書》詩中，讀者可以看到孫枝蔚對瀏覽的酷愛：即便眼昏頭白，滯留江關，也不教一日閑過，不曾一日放棄瀏覽；經濟拮據，便忍痛割愛，用酒錢來了償賒書債。這般固執于瀏覽，其人生志趣可謂高遠。
清代文史學家李慈銘也有賒書瀏覽的經過的事況，其賒書的次數之多，讓人驚嘆。張桂麗《越縵堂書目箋證》所引李慈銘《越縵堂日誌》中多有記載。好像治二年正月十一日：“又于火神廟書攤賒得郝蘭皋師長教師《爾雅義疏》一部、明代合刻馬陸兩家《南唐書》一部，計錢二十六緡。”同治三年三月七日：“致文菉堂，賒得張皋文《儀禮圖》兩冊，價十千。”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買殿板《周禮》《左傳注疏》各一部，價銀六兩，賒之。”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詣倉橋沈氏味經堂閱書，賒得微波榭本《孟子趙注》附《音義》一帙。”同治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下戰書買船詣倉橋閱市，還十三日所賒書直兩番金。又賒得王氏叫盛《尚書后案》，任氏年夜椿《弁服釋例》，共直一番金。”
在李慈銘的日誌中，相似的賒書記載還有良多。賒書瀏覽，已成為李慈銘唸書情勢的主要構成部門。從日誌中可以或許清楚地看出，李慈銘賒書瀏覽的習氣堅持了良多年，他曾在“火神廟書攤”“文菉堂”“沈氏味經堂”等店展賒書。這些有關書坊稱號、冊本版本、圖書價錢、賒書及還錢的記載，組成了他活潑的瀏覽史、學術史之一端，同時也為讀者清楚清末的出書業以及那時浙江紹興倉橋一帶的圖書市場狀態，留下了翔實的文獻材料。
但需求留意的是，不是一切的文人都能碰到“賒書不問金”的店家，也不是一切的文人賒個人空間書之后，都能像孫枝蔚、李慈銘一樣，可以或許實時將欠款還清。清代潘江《龍眠大雅全編》卷六十二，收錄了詩人姚士垐的《嘉平廿四日》詩，此中記錄了作者賒書后被催債的事。詩云：“一年懷抱總難舒，本日春景到草廬。掃石看花新釀酒，敲門催債舊賒書。”姚士垐的父親曾擔負處所官，家道不算清貧，但他“酷好冊本”，不治財產，“迨父致官回，距城邑數舍買郭北近地為園，嘯歌此中”。姚士垐或許是自發脫穎而出、襟抱難開，才整天靜心于典籍之間，吟哦過活；也或許是家無余財之后，依然固執于賒書唸書，是以才遭受書商催債。但不論如何，賒書瀏覽，究竟算得上是大雅之事。
此外，還有賒書后自知難以實時還款，不得不往召募購書錢，甚至躲債的文人。小說家董說便是這般。董說在清初時隱居山中，后落發為僧。他學問廣博、著作宏富，于小說、詩歌等範疇多有建樹。其小說《西游補》曾被魯迅譽為“造事遣辭，則豐贍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亦常俊盡，殊非同時作手所敢看也。”其《豐草庵詩集》中，亦頗多佳作。該詩集“紅蕉編”收錄有《浪游》一詩，開篇便是“窮愁難募購書錢，浪跡江村詰曲穿”。正由於生涯處境艱巨，作者不得不正告本身，不得再往賒書，并為此寫下《賒書戒》詩三首。《賒書戒》第一首有詩句“躲債臺前受羯磨”，第二首有詩句“書滿家兼畫滿廚”，第三首詩為“打點收書欲募錢，綾裝冊葉結清緣。幾番呈似還羞怯，誰仗文章種福田”。由此看來，詩人曾由於冊本屢次“募錢”。可以想象，作者寫《賒書戒》之時，心坎必定是佈滿牴觸的。他深知躲書曾經良多，亦知與書結緣是有福分的，但屢屢賒書，屢屢為之籌錢，老是讓人難為情的事。“打點收書欲募錢”，在明天看來，或許能給讀者留下一個遼闊的想象空間：作者是要把躲書打點了往賣錢，用以了償賒書債？仍是持續賒書回來，持續籌錢？這些此刻曾經難以得知。這或許也是詩無達詁的魅力。還值得一提的是，《豐草庵詩集》“洞庭雨編”有《平涼志》一詩，此中記錄了董說寧可吃粥餓肚子，也要以米換書的故事。詩的弁言記錄“賈人持《平共享會議室涼志》八冊，余倒瓶中粟易之，作《平涼志》”，詩的開篇為“明朝食粥那須計，傾瓶換得《平涼志》”。將上述董說躲債賒書、以米易書的行動兩相不雅照，更可見其對冊本的癡迷。
需求闡明的是，上述文人賒書行動的產生，是有復雜汗青佈景的。這既與書商的運營形式、文人的經濟狀態有關，也與那時的冊本價錢有關。冊本自宋代以來，隨同著出書業的昌隆、成長，在社會中漸漸變得普及，但每個時代的書價又與地區、版本、冊本種類，以及社會、經濟等原因親密相干。
以前述同治三年李慈銘所賒“殿板《周禮》《左傳注疏》”為例，兩部書“價銀六兩”，在那時是比擬昂貴的價錢。“依據李慈銘自己的情況，他的仆媼所得的薪水，自同治二年以來，一向到光緒中，男仆每月薪水為京錢十千文教學。……這十千文京錢的薪水，以同治十一年為例，折合銀子，約為九錢五分。用以購米，可得二斗七升。”（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版《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涯》，張德昌著）男仆的月薪水“折合銀子，約為九錢五分”，快要一兩銀子，尚缺乏上述兩部書總價的六分之一。書價之貴，可想而知。當然，生意兩邊若以現金買賣，書價能夠略為優惠，但差異不會太年夜。除此之外，上述《周禮》《左傳注疏》屬于“殿板”，即武英殿官刻本，絕對于其他版本而言，校勘、刻工、印刷較為優良，是以價錢絕對較高。而簡直與此同時的《春暉堂試帖詳注》（退思書屋躲版，同治六年刻本），價錢廉價良多，木記標注“每部一百八十文”（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8版《2016年中文古籍收拾與版本目次學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程煥文、沈津、教學場地張琦等主編），其價錢缺乏上述男仆月薪水“十千文”的五十五分之一，年夜約是男仆半天的薪水。由此可見，分歧的冊本，價錢差異很年夜。
綜上可知，清代文人賒書，一方面由於經濟不餘裕，另一方面由於有些冊本較為昂貴。還有一個主要的緣由，就是他們購書頻率特殊高，所以不得不采用賒購的方法。總之，清代文人對賒墨客活的記載，內在豐盛而多元。借此可以不雅照這些文人的生涯狀況、學術意向、心坎世界，以及那時出書物市場之一隅。賒書瀏覽，作為汗青上已經持久存在的一種較為奇特的購閱方法，其記載者從文字中展示出來的酷愛冊本、固執瀏覽的精力，亦值適當代唸書人回味與思慮。
（作者：王佳偉，系哈爾濱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博士研討生、綏化學院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