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新文學史料》
《新文學史料》草創期部門編纂：后排中立者牛漢，左二方殷，左四鄭延順，左五李啟倫，左一岳洪治；前排左一楊立平，左二舒濟，左三張木蘭。
《新文學史料》創刊號
在2019年3月20日舉辦的《新文學史料》（下稱《史料》）創刊四十周年事念會上，年過八旬的舒濟師長教師在回想《史料》走過的途徑時，曾無窮感歎地說：“《史料》創刊的時辰，編纂部有七八小我，此刻只剩下我和小岳了。”這里提到的小岳，就是不才。
1978年炎天，我到國民文學出書社古代部，擔負“五四”文學組助理編纂和《史料》營業秘書的時辰，《史料》還在準備創刊階段。編纂部設在人文社前樓四層，接近年夜樓中心，朝南的一個年夜房間里。一墻之隔，東鄰古典部主任辦公室，西鄰外文部的年夜房間。擺佈芳鄰各有所長，對于我們清楚現代和本國文學常識，處理稿件中碰到的相干題目，供給了很多便利。正如舒濟在留念會上所說，《史料》編纂部全部職員，連我只要八位。此中，方殷、向云休、楊立平幾位，都是返聘回來的老同道。那時，《史料》正處在嚴重的“待產”階段，而“五四”作家的書，也仍是要按打算出書，大師的任務都很忙碌。
但是，《史料》編纂部是暖和而敞亮的，辦公室里的氛圍溫馨而協調。房間里，西頭南窗下，側對房門，面壁而坐的，是身體高峻魁偉的牛漢教員。坐在房門口，北墻下，戴一副深度遠視鏡的中年人，是“五四”組組長李啟倫。李教員曾持久擔負人文社校訂科的科長，有他在，《史料》的編校東西的品質就有了保證。坐在牛漢和李啟倫兩共享空間人中心，腰桿筆挺，頗具學者風采的長者，是方殷師長教師。方老曾餐與加入反帝年夜聯盟、共青團和“左聯”，歷任《少年前鋒》等刊物的編纂、《金陵日報》特約記者、山西臨汾平易近族反動年夜學教員、延安魯藝音樂系學員、重慶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詩歌組組長等職務，是“五四”組和《史料》編纂部里最年長、標準最老的一位。
坐在房間東頭南窗下的向云休師長教師，1941年結業于南京金陵年夜學。向師長教師為人高潔立崖岸，恬澹安靜，是一位嚴于律己而真摯待人的長者。1981年年頭，牛漢教員把責編年夜型套書《中國古代散文選》的義務交給了我。那時，我進編纂部時光不長，從未面臨過如許卷帙眾多的編纂任務。合法我不知該從哪里下口的時辰，向師長教師熱忱地向我伸出了支援之手。她屢次帶我到她在小方家胡同1號的家里，當真細心地幫我策劃了總計三百多萬字、上千篇古代散文作品的編排和分瑜伽場地卷題目。后來，在審稿中碰到處理不了的題目，我也常向她就教。在向師長教師耐煩細致的輔助下，我順遂地完成了這套七卷本《中國古代散文選》的編纂和出書義務。向師長教師曾經往世多年了，愿她在天堂安眠。
與向師長教師對面而坐的，是留著一頭短發、戴一副遠視鏡的楊立平師長教師。她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和她的丈夫，也是第一本《魯迅傳》的作者王士菁師長教師一路，隨魯迅著作編刊社，從上海來人文社任務的。楊立平師長教師學養深摯，待人親熱熱忱，對我的輔助也良多。坐在李啟倫師長教師身后的，是《史料》編纂部擔任人黃沫師長教師（牛漢那時還沒平反，沒有行政職務）。那時《史料》創刊期近，黃沫師長教師從早到晚，總在那里繁忙著。他是一位少言寡語、待人和睦的長者。和我前后腳進進“五四”組的，是老舍師長教師的長女舒濟教員。舒教員講話，有頗濃的老北京味，待人和氣而隨和。她的座位在房間南墻下的正中心，大師出來出來，常會和她打個召喚。我是編纂部里獨一一個小字輩兒，進組之后，就在房間最東頭，向、楊兩位女師長教師和黃沫師長教師辦公桌的中心，加了一張小桌。——我在人文社30余年的編纂生活，就是從這間暖和敞亮的辦公室，和這張其貌不揚的小桌開端的。
初進編纂部，牛漢教員拿給我幾本“五四”作家作品集。他讓我先看一遍，然后各寫一篇包括剖析和評論的讀后感。而今還記得的作品有：葉紫的《霧夜紫燈》、王統照的《山雨》等長篇小說，還有艾青、戴看舒、徐志摩的詩集等。1979年10月，第四屆文代會召開的時辰，牛漢教員又給了我這個錘煉的機遇，讓我作為《史料》記者參會，為《史料》組稿。會議時代，我第一次見到并采訪了巴金、曹禺、陳敬容等老作家，并為《史料》組到幾篇名家文稿。
“五四”組階段（1978年夏—1979年冬）的《史料》編纂部，只要八小我，既要編刊物，又要編圖書。但是，人手少，義務重，對我這個初進行的小青年來說，卻不是什么好事。我固然只是個助理編纂和營業秘書，卻也無機會外出組稿，做稿件的初審，甚至擔負書稿的責編。我曾追隨牛漢教員到東四八條，造訪葉圣陶、葉至善父子，并為《史料》組稿。到南小街路東一座小院里，造訪夏衍師長教師那回，固然沒組到《史料》的稿件，卻順遂地拿到了兩卷本《夏衍全集》的出書合同。
1979年9月，牛漢教員恢復了黨籍。“五四”組便與魯迅著作編纂室合并，構成古代文學編纂室，牛漢任現編室主任、《史料》主編。從此，我們“五四”組職員就搬到后樓，和原魯編室的同道一路辦公了。后三樓共有七間半（用木板在樓道里隔出半間）南北向的斗室間。人多擠不開，就在二樓又開了一個房間，作為《史料》的辦公室，由李啟倫與新調進的黃汶坐鎮。《史料》編纂部職員，除了李、黃和我之外，又增添了從社外調進的鄭延順（鄭伯奇師長教師之子）、從本社小說北組調進的張木蘭（許覺平易近師長教師的夫人）和剛結業的研討生陸文倩等。
編纂部搬到后樓不久，方殷、向云休、楊立平幾位師長教師就陸續分開了。其余職員，仍是既編刊物又編書。這種“混編”的狀態，年夜約直到1988年牛漢離休、《史料》成為一個自力的部分之后，才告停止。到后樓以后，我曾追隨牛漢教員屢次外出，為《史料》組稿。我們曾造訪過曹靖華師長教師、郭小川夫人杜惠教員；在廣州，曾在《漫筆》主編黃偉經師長教師陪伴下，幾回探望住在病院的老作家黃秋耘先輩；在上海，我們造訪了趙家璧、施蟄存、丁景唐等有名的古代文學作家、出書家和研討者。我單獨外出組稿的時辰也很不少。記憶中，我造訪過的作者有羅念生、卞之琳、艾青等先輩，以及梁實秋師長教師的長女梁文茜教員等。在這時代，我還責編了七卷本套書《中國古代散文選》，以及《夏衍全集》《徐志摩全集》《許杰短篇小說全集》，謀劃、編選了《中國古代散文選萃》、戴看舒詩選本《我的情人》、徐志摩詩選本《愛的靈感》等圖書。
1988年年頭，牛漢教員離休。原魯迅著作編纂室編纂陳初春師長教師，接任現編室主任。初春主任把全編纂室的二十余人，分紅為“選集文集組”“作家作品組”和《史料》編纂部等三個部門。同時，就把“作家作品組”組長的差事，交給了我。從這以后，我的任務重心，就轉到了古代作家作品的編纂出書方面，直到2009年退休。
轉眼之間，《史料》曾經過了不惑之年。回憶起刊物草創期編纂部的人與事，一樁樁、一件件，就像產生在昨日一樣新穎而亮麗。我永遠忘不了，和《史料》一路走過的那些美妙的芳華歲月，永遠共享空間悼念牛漢教員，和攙扶幫助我生長、領導我前行的編纂部的師長教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