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評點《古文辭類纂》
1911至1917年，嚴復詳閱姚鼐所編《古文辭類纂》，施以評點。底本躲于侄孫嚴群家中。王栻主編《嚴復集》錄進其考語，乃“據嚴（群）師長教師抄寫本選編”（中華書局，1986年，1179頁），并非全貌；汪征魯、方寶川、馬勇主編《嚴復選集》自前書轉錄（楊齊福《點校闡明》，福建教導出書社，2014年，卷九，287頁），也無補充。直至2022年，評點底本現身坊間，眾人方得見其完全臉孔。茲篇姑就前所未知的內在的事務，略述初讀感觸感染，認為異時研索之基（此據上海朵云軒拍賣無限公司團隊釋文，釋文承華東師范年夜學中文系胡曉明傳授賜示，謹稱謝忱）。
舊日通俗讀者，不清楚嚴復評點《類纂》取何版本。此次始知，用的是合河康氏家塾刻本。《類纂》在清代有三個刻本體系：其一即道光元年（1821年）康氏刻本，根據姚鼐中年鈔訂本；其二為道光五年金陵吳氏刻本，根據姚鼐暮年定本，且從姚氏之命，刪失落圈點；其三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氏求要堂刻本，重要根據吳刻本，參校康刻本，添進姚氏晚歲圈點（姚鼐編《古文辭類篹》，中華書局，2022年，黃叫“媒介”，第4-5頁；附帶說起，《類纂》書名中的“纂”，李刻本目為訛字，改從正字“篹”，但嚴復所評康刻本作“纂”，本文仍從其寫法，參看蕭穆代李承淵作《校栞古文辭類纂序》，同書附錄三，1419頁）。康刻本早出，但是無法反應姚鼐的終極擘畫。桐城派傳人誦習此書，率多選擇定本。譬如姚濬昌、姚永概父子所用，即是“吳本”；賀濤、賀葆真父子所用，也是“姚氏暮年手定本”（姚永概《慎宜軒日誌》，黃山書社，2010年，346頁；賀葆真《賀葆真日誌》，鳳凰出書社，2014年，41頁）。嚴復取讀康刻本，與桐城嫡派有別。學界嘗辨析他評點《類纂》，不是回宗桐城的表現（周游《論嚴復的古文旨趣——以嚴評〈古文辭類纂〉為中間》，《文學遺產》2019年第五期，126-127頁）。實則僅從版本取舍看，此點已然明白昭彰。
嚴復文章興趣，重古文而不廢駢體。1918年閱汪中《述學》，有條考語追想：“當日非桐城一派，文教學家皆好于散文中著駢語，然有雅鄭，年夜氐須與散行處配色罷了。”（《華東師范年夜學藏書樓館躲嚴復批校本》第三冊，上海書店出書社，2019年，136頁）可證他開初讀古文，即不囿于桐城門庭，而無限度地贊成散中帶駢。教人亦復這般。嚴氏吩咐外甥女何紉蘭：“此時宜多讀（唐宋）八家文，因此中神理頭緒較之秦漢之文易于尋解故也。四六文雖佳，非儉于腹笥者所能驟辦，偶一流覽無妨，不妥過于出力也。吾兒認為然否？為今之計，只可看兩部書：一《史記》，一《古文辭類纂》。”（《選集》卷八，463頁）這是為淺學者說法。先從散體著手，暫且懸置駢文；散體中又先從唐宋文著手。循此次序遞次，《史記》與《類纂》兩書，自以《類纂》為尤要。換言之，《類纂》是學文的出發點而非終程。嚴復為進階者說法，就換了一張書單。他吩咐熊元鏊：“暇而還讀我書，《史》《漢》而外，可看《南北史》《晉書》；余則瀏覽諸家文聚會場地集，作閑書流覽。”（《選集》卷八，233頁）包含唐宋八大師在內的諸家文集，均退格成為“閑書”，遑論《類纂》。主攻《史記》《漢書》，無疑自唐宋上溯秦漢，舍筏而登陸了。闌進《南史》《北史》《晉書》，則又旁涉駢儷。譬如《晉書》論贊，便以“競為艷體”著稱（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晉書二”條）。再聯絡接觸嚴氏評閱完《類纂》，接著評閱蕭統《文選》（嚴評后一書，屢次寫有“戊午”[1918年]字樣，《嚴復批校本》第二十五冊，415、507、537、605、629頁），對其駢散兼蓄的風格，懂得當更逼真。這張書單，全方位展現了嚴復文章蘄向。在此蘄向下，《古文辭類纂》的位置一目了然。
嚴復評點《類纂》足本，超越以往所知的考語，基礎不過乎文字校勘、字詞訓釋、條理年夜意歸納綜合。看似零碎，卻也包括若干訊息。
起首，可以稍窺他的唸書狀況。譬如歐陽修《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回曲千余里至柳河”句，嚴氏評：“《地輿韻編》云：柳河當在今盛京境。”（釋文314條）所引書系李兆洛輯《歷代地輿志韻編今釋》，其書卷七“柳河”條云：“（今）縣，按當在盛京境。”（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影印本，125頁上）由是知嚴復遇地輿題目，時討援于此編。又如王安石《太子太傅田公墓志銘》“契丹寇澶州”句，嚴氏評：“澶，平（聲），五代州，今年夜名府清豐縣東北。”（釋文324條）異樣出于李兆洛書卷六（影印本115頁下）。標明“澶”字平聲，也是由於此書按韻部擺列，卷六收下平聲一先、二蕭兩韻，故而曉然。
及至辭賦類，于司馬相如之作，則多校以《漢書》。譬如《上林賦》“磐石振崖”句，嚴氏評：“‘振’，《漢書》作‘裖’”；《封禪文》“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不雅也”句，嚴氏評：“‘維風’，《漢書》作‘維見’”（釋文402、426條）。《年夜人賦》一篇校語最多，此不具引。這類文字差舛，《類纂》通行本多無有。康刻本校勘之疏，可見一斑。由于比讀《漢書》，統一部門地輿名詞，順勢也依靠后者解答。譬如《子虛賦》“而仆對以云夢之事也”句，嚴氏評：“云夢在華容縣”；《上林賦》“文成顛歌”句，嚴氏評：“文成，遼西縣名。”（釋文381、406條）《漢書·地輿志上》南郡華容縣下載：“華容，云夢澤在南，荊州藪”；同書《地輿志下》遼西郡下，又列有文成縣，兩處即嚴復所本。
不雅上所述，嚴復不單“每一開卷，有所見，則隨下丹黃”（《與熊育錫》其八論讀《莊子》，《選集》卷八，288頁），且往往參考其他典籍、東西書，立場較為端謹。對于他書亦然。茲舉一例。嚴氏閱《王臨川（安石）選集》，在《霾風》詩“天闕亦已稠”下先評：“‘天闕’二字疑誤，不知是‘夭閼’否？”又評：“李注：天闕，建康山名，即牛首山。”（《選集》卷十，35頁）他開初面臨白文，不明“天闕”寄義，疑有誤字；繼而參證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乃知此系山名，二字不誤（參看李《注》卷四）。所用冊本及求知經過歷程，清楚浮現。嚴復評點之書，今存至多十余種，除《老子》系應門生熊元鍔之請、評時便期傳閱排印外（《評點〈老子〉》熊元鍔序，《選集》卷九，11頁；參看《與熊元鍔》其二十、其二八，《選集》卷八，171-172、177頁），余皆供自家摩挲罷了。立場猶端謹如此，至老不衰，足為楷式。
其次，一些字詞訓釋，顯示出嚴復行文運思的特色。他時而以新語詞或英文作解。譬如《蘇幼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皆自覆之術，非朝上進步之道也”句，嚴氏評：“自覆、朝上進步，猶晉（西？）人所謂消極、積極。”（釋文236條）有一條早經表露的考語也說：“見兔顧犬，亡羊補牢，二者有古人所謂積極、消極之異。”（《評點〈古文辭類纂〉》，《選集》卷九，606頁）“自覆”即自保，與亡羊補牢同是戍衛既有之物，故謂之消極；見兔顧犬意在獵獲兔子，與朝上進步同是求索未有之物，故謂之積極。值得留意的是，嚴復習用“積極”“消極”兩詞詮釋舊文，它們乃是japan(日本)借漢字翻譯西文創制的新詞（參看劉禾《跨語際實行》附錄B，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395、396頁）。嚴氏行文，普通采擷固有語詞，或許自鑄新詞，否決應用日人詞匯（參看《與〈交際報〉主人》，《選集》卷八，203頁）。這條規定，他當然難以固守，后期特多逾矩之處。沈國威指出，“嚴復1902年以后的譯著、文章，如《穆勒論理學》《政治課本》《傳授新法》（別名《論本日教導應以物文科學為燃眉之急》）等都‘混進’了大批japan(日本)譯詞”（《嚴復與迷信》，鳳凰出書社，2017年，209頁），此僅一例罷了。翻檢嚴氏文章，“積極”“消極”二詞，呈現時段相當集中。1913年《論讀經當積極倡導》一文，標題便即用到，不用說得。同年《救貧》云：“居今而言救貧，自積極言之，惟無力廣路況之一事。……至于其余，則皆消極。消極者何？往其害平易近者已耳。”1914年《〈平易近約〉平議》云：“然則宗教之所謂同等者，乃皆消極之同等，而與盧梭〈平易近約〉所標積極之同等，倜乎相遠，有必不成強同者矣。”（《選集》卷七，462、442、472頁）高低兩年間，適當嚴復評點《類纂》之際。考語中的“積極”“消極”，折射出他一時的遣詞好尚。
又如賈誼《諫放平易近私鑄疏》“法錢不立”句，嚴氏評：“法錢，即今西人legal tender（引按：法定貨泉）。”（釋文122條）用英文作注，在他也是習認為常。譬如以迷信家所言“We must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引按：我們必需按天然紀律生涯）釋《莊子·攝生主》之“依乎天理”；以赫胥黎所言“Agnostic”（引按：不成知論）釋《莊子·則陽》之“年夜疑”，悉可為證（《評點〈莊子〉》，《選集》卷九，99、236頁）。這類標注，常與嚴復的西學常識深度聯繫關係。即以“法錢”而論，賈誼疏見于《漢書·食貨志下》，顏師古注：“法錢，依法之錢也”，已接近嚴氏之意。可是嚴評具體內在，還須求諸他本身十余年前翻譯的亞丹·斯密《原富》。
賈誼原文謂：“法使全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復謂：“又平易近用錢，郡縣分歧；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因宜亟立法錢。這里觸及兩種弊端：一是貨泉成色不純，二是貨泉份量不準。法錢對治二弊，是建立成色與份量尺度的。嚴譯《原富》部甲篇四《論泉幣之始》云：“知計之主，于一錢之進市，重幾何，精幾分，皆為著文清楚，范而熔之，是曰制幣”；篇末譯者案語深有會意，寫道：“國度制幣之要道二：一曰銖兩數均，二曰精雜齊等”（《選集》卷二，42、43頁），即著眼于當局鑄幣，份量與成色必具尺度。持較賈誼所論，年夜端相合，難怪嚴復讀《古文辭類纂》至此，特為注出了。不外嚴厲說，其中另有可辨別者。“legal tender”一語，嚴氏在《原富》中譯作“法償”。其文有云：“歐洲諸邦，其泉幣多品者，其買賣、貣貸、納賦、償負，必以本位為計，如是者謂之法償”；又云：“英古法償皆銀幣，……平易近償逋以金不以銀，主者勿受，可也。”（《選集》卷二，51頁；參看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6, pp.142-143）各色付出“必以本位為計”，是突顯“法償”作為價錢尺度的位置；不以“法償”付出，對方有權謝絕，是反襯“法償”無窮償付的才能。這些內在，俱非賈誼所能見及。交流嚴復引“legal tender”以解“法錢”，兩個概念不盡對稱。
無論若何，他從舊籍中尋覓某些東方不雅念的影子，這一習氣皎然可見。清社既屋，嚴氏日益“誇大傳統文明以及在此基本上凝集而成的平易近族特徵或謂立國精力的主要性”（皮后鋒《嚴復評傳》，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259頁），遠不似早歲那般倚重西學。可是西學原因，自難鳴金收兵。早期嚴復取資域外者，聚焦于兩點：一是治學方式。嚴氏自陳：“竊嘗究不雅哲理，認為經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書五經，故是最高礦躲，惟須改用舊式機械挖掘淘煉罷了。”（《與熊育錫》其五二，《選集》卷八，343頁）所說“舊式機械”，指情勢邏輯等西學方式。因此他保持譯竟《穆勒論理學》，“以餉后人”（《與熊育錫》其八，《選集》卷八，288頁）。二是新興學科。嚴復病篤時手繕遺言，一方面教導兒輩：“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成叛”；一方面勖勉他們：“新知無盡，真諦無限，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嚴璩編述《先府君年譜》，《選集》卷九，19頁）。補益舊法的新知，積久回納、歸納，得出公例，遂成績為專門學科。此事后勝于前，經濟學即此中一門。依嚴氏看，中外上古以降，代有論析財賦之人，“獨其（亞丹·斯密）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征，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原富》），而后世知食貨為專科之學”（《原富》“譯事例言”，《選集》卷二，12頁）。一旦拿準確體系的專門研究目光，返不雅古昔名言讜論，為之刮垢磨光，其意蘊乃全幅呈露。曾克耑《侯官嚴氏評點〈老子〉序》（1903年）載：“嚴子嘗言，必博通譯鞮之學，而后可以讀吾儒先之書，往往因西哲之啟發，而吾說得以益明。”（《選集》卷九，12頁）事理其實于斯。賈誼談“法錢”，原只是孤懸的單個概念；嚴復解讀為“legal tender”，就把它歸入東方經濟學系統之內。“法錢”概念的學術寄義與地位，絕後了了起來。這條《類纂》考語，表白了東方學科思想在嚴氏暮年的延續。
最后，個體新見考語，能深化關于嚴復文學批駁的熟悉。譬如歐陽修《南陽縣君謝氏墓志銘》，嚴氏評：“全志出丐銘者口中，此是有法。”（釋文318條）撰寫墓志，例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歐文主體，則自為老婆乞銘的梅堯臣口中道出，用第一人稱限制視角，筆法不主故常。後人唯浦起龍等多數評家，已經揭明此點（參看浦氏《古文眉詮》卷六一）。嚴復留意及之，可謂具眼。
又如王安石《讀孔子世家》：“豈以仲尼躬將圣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嚴氏謂末句“又”字之前，“須有‘則’字”（釋文76條）。不加此字，平常人讀來，想也共享空間未覺辭氣有何缺欠。嚴復斤斤于是，可證其特重虛字。他與馬建忠為友，盛贊《馬氏文通》之作有裨于世（《〈馬氏文通要例發蒙〉序》，《選集》卷七，482頁），對此書不會生疏。《文通》卷八說：“事理以推論而見為異同者，‘則’聚會場地字所以決所推之理與上文之為異為同也。”（商務印書館，1998年，303頁）嚴氏所評之句，否認前句是“極摯之論”，即斷言“又”字前后為異，分界處恰適用“則”承接。差別在于，《文通》立即申言：“‘則’字后加‘是’字者，所以確指其理也。不加者亦有焉。”現實應用中，連字“則”不妨省略；相反，嚴復卻一意補足。嚴譯耶方斯《論理學淺說》（1908年）有云：“句主、綴系、所謂，之三者為一詞之要素原質，固矣。然在常語文字之中，則多隱括而少顯露，多倒置而少平敘。”（《選集》卷五，364頁）此處“詞”指命題，“句主”指主語，“綴系”指系詞，“所謂”指賓語。在日常說話里，一句話，主謂賓三種必須具備成分都或隱往，況且虛字？所以嚴氏補足“則”字，非就語法著想，而是重視邏輯線索的明白。這同他不慊于古文家說理之含糊（參看《評點〈古文辭類纂〉》，《選集》卷九，第312頁），自是親密相干。
交映成趣的是，在另一些場所，嚴復又偏向于撤消虛字。有學者察看到：“他不愛好在句與句之間用虛字來轉機，而是觀賞‘硬頂’‘直接’的方法。”（前揭周游文，130頁）這與上舉補足“則”字之例貌若牴觸，現實上，針對條理分歧。嚴氏力主芟夷虛字，集中在條理轉換間。譬如評韓愈《原道》：“此篇文最可玩者莫如轉接銜遞處。進后幾處直接，不消關捩虛字，故筆筆意外，而意境閎奧。”評劉向《極諫娘家封事》“婦人內夫家、外怙恃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句：“一折用硬頂、緊接，最覘能事，非文境極熟者不克不及。”（《選集》卷九，295、416頁）明謂“轉接銜遞處”“一折”，皆注視于條理變更地點，不是泛言一切詞句。又如評韓愈《平淮西碑》：“‘其無用樂’下用直接。”（《選集》卷九，530頁）碑文“其無用樂”以上，敘唐憲宗問計群臣，終極決議計劃出征，分撥大家職守，以對話描述為主；此下概述用兵顛末。自朝中而陣前，更屬一年夜條理過渡。
晚清駢散兩體文家，均有人倡言條理遞接無痕，不把虛字看成轉換標志。駢文家中，朱一新、李詳、孫德謙諸人講究“潛氣內轉”，至劉師培，作了最透闢的分析：“前人文章之轉機最應研討，第在魏晉前后其法即不雷同。大略魏晉以后之文，凡兩段相接處皆有轉機之跡可尋，而漢人之文，非論有韻無韻，皆能轉機天然，不著陳跡。……使后報酬之，不消虛字則不克不及轉機，不分段落則不克不及清楚，未有能如漢人之趁熱打鐵，轉機自若者也。”（《漢魏六朝專家文研討》第五節，陳引馳編校《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1997年，119-120頁）條理切換不以虛字提挈，為文方造古雅之境。古文家中，曾國藩也尋求“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竭”，“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王啟原校編《求闕齋日誌類鈔》卷下“文藝”門辛亥七月條，朝華出書社，2018年影印本，162頁）。嚴復于文章換層時，觀賞不加虛字、轉接隱而不彰，無非受一時風習感染，不見得多么創辟。此番新出考語，則透顯他在非換層處，器重虛字作為邏輯標志的功用。這非但為以往所不知，并且是語法、邏輯等東方學科進進所激起的創見，更應當著意體察。
嚴復對于文章虛字的見解，必需合不雅已知與新出考語，始得其全。其他題目也大略如是。新出考語只添加了一部門拼圖。若把它們放回嚴氏一切《古文辭類纂》評點，甚至其人全體思惟的畫面里，這幅畫面，又將發生幾許轉變？那真是一道饒有興味的思慮題。個中儲藏，留待今后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