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無限事無限:找九宮格交流錢鍾書的“補注”之志–文史–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錢鍾書 《談藝錄》

在1947—1948年之際,錢鍾書有封致黃裳的手札。信末附題為《秋懷》的一首詩:

叫聲漸緊草根蟲,時看停云抹暮空。

零落感暮秋后葉,高冷坐怯晚來風。

身名試與權輕重,文字白費較拙工。

不難一年真可嘆,猶將無限事無限。

詩末自注:“后山語。時方訂《談藝錄》付印”[1]。《槐聚詩存》將此詩定為1947年作,個體字詞有所修正,特殊是自注里的“后山語”這三個字刪失落了[2]。此前有專家指出,錢鍾書詩實在最接近陳師道的作風[3]。但這里的后山語畢竟是若何應用的呢?翻遍冒廣生補箋本《后山詩注》,也沒有適合的解答。陳師道《秋懷》同題的都是五律(前人此題也多五言,如謝惠連、韓愈、孟郊、劉攽,等等),有一首是寫給先生的,還有十首“逸詩”,都沒有相似的話。

故而或許在這里錢鍾書能夠記錯了——這也可以說明為何《槐聚詩存》要刪往“后山語”三字。若只講最后一句,較不難就能想到的是《莊子·攝生主》中的“生有涯而學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更貼切的出處,則在于惠洪《冷齋夜話》里對黃庭堅言語的轉述:“山谷云:詩意無限,而人之才無限,以無限之才,追無限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再加斟酌,卻是發明錢鍾書這詩基礎意思用的是江西宗派中的“二陳”之另一陳即陳與義的詩句:簡齋集中有一首《對酒》:“官里簿書無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在《容安館札記》第四五六則,讀胡稚《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于此二句下說:

按《能改齋漫錄》:“本羅鄴《仆射陂晚看》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唯覺到秋忙。”東坡亦云:“官事無限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4]

詩人在秋天覺得了一種時光逝往的蕭瑟之意,性命無限,可是面前的任務卻無停止。相似意圖又如韓愈的《秋懷》其八末句,“丈夫屬有念,工作無限年”。陳師道《冷夜有懷晁無斁》一詩,任淵注里即引韓詩此二句,能夠錢鍾書就是如許記混了的。

不外,后山詩算得上是最後惹起錢鍾書寫《談藝錄》的直接緣由。《談藝錄》第二則的“黃山谷詩補注”,開篇就提到了冒廣生《后山詩注補箋》:

冒疚齋師長教師嘗示所為《后山詩注補箋》。余認為《山谷表裡集》,雖經天社、青神疏浚說明,亦不無瑕隙,留為后人著手馀地。[5]

《后山詩注補箋》于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刊布,錢鍾書隨即由注后山詩的任淵,而轉到了若何評價《山谷表裡集》任淵注和史容注的話題。天社(任淵)、青神(史容)當然是發抉詩心的杰出注家,但仍“不無瑕隙,留為后人著手余地”,此刻值得停止“補注”。這一則篇幅很年夜;日后之補訂,也以此處篇幅最年夜。錢鍾書補訂《談藝錄》,最早能夠就是這一篇,1950年,周一良、周玨良等編《周叔弢師長教師六十誕辰留念論文集》,便支出錢鍾書所撰《黃山谷詩補注》,其重要內在的事務都接收到后來的《談藝錄》補訂里了。當暮年他再次補訂此則,開頭才臚陳啟事:早年被父親管束,始唸書進門。上年夜學讀外文系,中國古典詩歌方面是“親炙前人,不由師授”的。讀任淵所注山谷、后山兩家詩集,于是“漸悟宗派判分,文體別異,甚且言語懸殊教學,封疆阻盡,而詩眼文心,往往莫逆暗契”如此,這番體悟也恰是《談藝錄》一書的焦點主題[6]。

于是觸及到了冒廣生的《后山詩注補箋》,錢鍾書問,為什么不做補注,而做補箋呢。從著作體裁看,箋和注當然分歧:注是實打實的對原文的說明,簡略說是典故,但任淵注好,有提醒詩眼文心之處;箋者,表也,器重的是詩之本領,冒廣生所補,著眼于陳師道交游和社會時期佈景材料的覆按闡明。補箋是往下說的,補史料的話,確定是看陳師道身后的文獻;而補注是往上追述的,就是要看他詩的出處[7]。《談藝錄》里批駁李壁以后人詩注荊公,即以為這有分歧編製之處,就是這個緣故[8]。

當錢鍾書提出“補注”比“補箋”更有價值時,冒效魯當面嗤笑“談何不難”。獻疑者少年氣盛,難免摩拳擦掌,遂作山谷詩“補注”,置于《談藝錄》開篇的顯赫地位。這難度就比后山詩補注更年夜了。——並且錢鍾書也并非不克不及做后山詩補注。《容安館札記》第四七七則就是錢鍾書讀任淵《后山詩注》的長篇札記,不少是對天社注的彌補和質疑,可視作一個“補注”的草稿。在一個不起眼處,錢鍾書提到了冒廣生的《補箋》:

冒廣生《后山詩注補箋》,鈔胥之手法,盡無發□。[9]

最后一字闕如,也許是“盡無發現”。錢鍾書對冒效魯父子是有良多保存看法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國難年月里,流寓上海文人學者的操守題目。錢鍾書的詩《沉吟》之一:“史筆誰能繼謝山,詞嚴義正宅心寬。七賢傳倘他年續,個里沉吟位汝難(自注:《七賢傳》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10]。學者多認定指冒氏父子。后來范旭侖拈出錢鍾書的中文筆記,1942年札錄《國朝文錄》:“全祖看《七賢傳》皆取萬歷天啟時奄黨後輩能修身潔己雪父兄之恥而解干其蠱者,如邢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趙挺之之有明誠。惜乎冒孝魯未讀此。”更可印證這一判定。范文里提示我們讀小說《圍城》,滿篇的諧智中有暗藏起來的深邃深摯感歎:“廉恥并不廉,很多人保持它不起”[11]。

“事之所貴,必貴其難”[12]。學術本分是要往尋求真諦、霸佔困難的。這實在也是品德題目:習氣了拈輕怕重,習氣了走捷徑,不只不克不及處理學術上的題目,並且一旦碰到節操品德的考驗,也是不克不及過關的了。《圍城》主人公方鴻漸正也代表了如許一種脆弱、脆弱的常識分子性情。他行事完善思慮,一切工作都不以為意地處置,積存多了成了題目,無法補充。換句話說,趁波逐浪,落進無路可走的終局。當然,錢鍾書并非采取敵我對峙、嫉惡如仇的批評斗爭立場,我們從他的言辭里讀得出感歎、鄙夷和譏諷的意思,這符合一介墨客的態度。那時他本身還有一首七古《剝啄行》,說客登門勸附逆,他直言而決然地謝絕[13]。

而在《談藝錄》在暮年加的引言和第一版的序之外,註釋開端前還有個收場白,此中說:

余雅喜談藝,與并世才彥之有同好者,稍得高低其群情。二十八年夏,自滇回滬瀆小住。友人冒景璠,吾黨言詩有癖者也,督余撰詩話。曰:“咳唾隨風拋擲惋惜也。”余頗摩拳擦掌。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匯成一集。即以詩話為外篇,與之表里經緯也可。[14]

“二十八年夏”即1939年炎天,這時錢鍾書還在東北聯年夜教書,放寒假回上海和家人團圓。之后沒有收到續聘的告訴,他10月份出發往了湖南藍田國師任務,趁便照料父親。就在這個炎天,冒效魯催促他寫詩話,“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匯成一集”,錢鍾書說頒發過的很多文章,是要編成一個集子的,大要就是那部未出書的《中國文學小史》。然后重整旗鼓,寫《談藝錄》這部書,屬于“以詩話為外篇,與之表里經緯”。表裡之別,當然是體裁的分歧。但我們也要留意到《談藝錄》作為“詩話”來說,也和傳統詩話的著作體裁年夜紛歧樣了:“詩話”是冒效魯催促他寫的情勢,他本身心坎尋求的,也許就是與歷代注家一較高低的“補注”?

從全書構造看,《談藝錄》第一版即分紅九十一則,“附說”二十四節,各有題目,但沒有序號(后來的中華書局版書中誤作“二十六節”)。周振甫所撰題目,1948年版較為冗長,但是分組明白,比擬不難看出來那些是一組。實在後面六則,后面四則,可以視為引論和結論部門。第九零、九一則就是最后的總結,和第一則照應,組成了一個圓形構造。中心還有八十一則,或許是擬九九之數。全書有一明白的構造:繚繞著宋元明清歷代對于杜韓以來的詩歌傳統的接收與繼續這一線索,從多個角度加以深刻。從時光次序上看,此中重點觸及李賀、梅堯臣、王安石、黃庭堅、陸游、楊萬里、元好問等,經過明人而涉及清代詩人。錢鍾書居心打亂時光次序,如論“詩界維新”諸家,序列置于引論之前六則中,意圖是先建立東方文學與思惟的對比視野;后文論詩歌思想之“圓”象以及奧秘經歷,均兼論中西文學以求會通冥契之處,這又與第六則藉由確定鄭朝宗所謂“神韻乃詩中最高境界”一語而重釋“神韻”之轉義相互聯繫關係。書中又論竟陵派之別于公安派,又論桐城文家中也有宗宋之詩派存在,都與近代以來“朝市顯學”所構成的陳舊不雅念年夜為分歧,顯然有改正俗見的意義。

就詩歌傳統的接收與繼續而言,闡幽抉微的“補注”最見功能。這個任務在詳細論及分歧詩家時,錢鍾書采用的著重點分歧的方式。我們無妨以《談藝錄》關于李賀、王安石、元好問的三個部門為例停止剖析。

例一,李賀詩部門(第七至十五則)。錢鍾書重要對修辭伎倆和作風停止總結,尤其是拈出李賀詩中進修鮑照及杜韓各家的心得。但是,這部門起首闡述的重點,倒是關于若何解李賀詩。可以看到,錢鍾書否決從本領索解高低太多工夫,這和上文對于“補箋”的不認為然是一脈相承的。第七則引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夭壽之兆”,隨即摸索李賀奇詭作風背后的說明傳統,又引姚文燮、朱軾等人之說,以為有社會時期的緣由,本著《詩經》“興不雅群怨”的傳統,托于吟詠,別有深意。隨后引出張佩綸在日誌里自相牴觸的設法,“嘗謂考證家缺乏與言詩,乃亦欲以本領說長吉詩”。之所以說“自相牴觸”,是由於考證家當然指訓詁名物、版本校勘的學者,卻其實也包含了對詩背后的本領停止考索的研討者。而考索本領,切中文學創作的時期佈景,如許的研討方式,看來是沒有題目的。但錢鍾書隨后一轉,說李賀英年早逝,涉世不深又決心為詩,他能對那時的時期有多深入的熟悉呢?非要從杜牧序文里的“稍加以理,奴仆命騷”來下工夫,把李賀歸納為屈原嗎?“奴仆命騷”這句話成了有名典故,常常被人采用。大師往往忘卻下面還有句話,“稍加以理”,這是一個假定的前提。杜甫詩里說“熟精文選理”,就是文學涵養不克不及少了“理”這部門,李賀文辭上勝過屈原,但理虧一籌,等于說他缺少足夠的思惟性。由此錢鍾書加了幾句群情:

皆由腹笥中有《唐書》兩部,已撐腸成痞,探喉欲吐,無處安置。于是并長吉之詩,亦說成史論,云愁海思,化而為冷言冷語。學士心目,限于世法常理,初不知韋宗所謂:“《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也。[15]

“撐腸成痞”的“痞”,即所謂胸悶氣塞的弊病。此處譏諷有些學者總不由得要用史乘來議論李賀的詩。“云愁海思”見李白《飛龍引》:“騎龍飛往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詩有仙心,怎么又給拉回到人世了呢。經學家所謂“聞而不審,何故刺為”,微言年夜義到艱澀難解的田地,和作《年齡》令亂臣賊子懼,這莫非不牴觸嗎?良多人都看出這段話似有和陳寅恪“以詩證史”較勁的意思。剛好《談藝錄》隨即也提到了元白,說此二家究竟是有諷喻之作的,且沒有惹禍下身;那么李賀的詩需求那么彎彎曲曲暗射時勢嗎?錢鍾書暮年補訂處用現代笑話,說窮人家有個敗家兒子,窮人讓他伴侶勸戒他,成果仍是令嬡散盡,伴侶說,我們勸諷過,何如公子不聽,怎么勸的呢,他說前次看見令郎亂用錢,就這么講:君此等壯舉,信當代所罕有。然后窮人嘆氣說:“恨君進言時不自加腳注耳。”[16]但我們實在還要持續詰問的是,這詩和史的關系親密到什么水平?假如不論那些史料、人物、事務,詳細到李賀的詩作上,會不會瑜伽教室影響我們的懂得深度。為何李賀詩往往置身“理外”呢,是由於別人格心思上就是超脫凡俗、“尟人世事”的。所以可與李白并舉。但偶然關心實際世界,所作諷喻詩倒是可以和杜甫的傳統接上的。但真正優長就在于想象力,這就不克不及拿寫實感、親歷其境來加以框范,是以讀詩也不克不及端賴考證或本領索解。

例二,王安石詩部門(十六至二十三則)。這部門最前兩則重要評述韓愈而引出王安石做對比。在第十八、十九兩則才正式開端談王安石的詩。錢鍾書應用了一個注本,就是與時期相隔不遠的南宋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李雁湖這個注本歷來評價很高,被拿來與施元之父子的蘇軾詩注并稱威望。當然也有一些題目,是以后來有人加以修訂補正,好比姚范在《援鶉堂筆記》做過的工作,再就是沈欽韓的《補注》。再往后就是錢鍾書《談藝錄》這里了,給李壁注糾錯補正了四十多處,王水照師長教師說,“精當尤超邁後人”[17],這是說錢鍾書并非尋覓空地來加添些意義不年夜的工具,而是攻堅戰。就是真處理困難。

第十八則開篇引《邵氏聞見後錄》,以為王安石既然老是批韓愈,卻又在本身的一首詩《雪詩》里“全襲退之語”。《雪詩》的原題是《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

王荊公以“力往陳言夸末俗,不幸無補費精力”薄韓退之矣。然“喜深將策試,驚密仰檐窺”,又“氣嚴當酒熱,灑急聽窗知”,皆退之雪詩也。荊公《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云屋聽窗知?”全用退之句也。(《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七)

這種景象很罕見,《談藝錄》中不少發明,檢索全書應用“全襲”的情形得數處,都是比擬嚴重的批駁,責備作者未經化用地照搬原句了。隨后又言“不幸無補費精力”也是退之成句,改一字罷了。實在這種任務,必定是詩集注家的本質當行。錢鍾書就以小字自注說李壁只注“不幸無補費精力”的出處,沒指出上句“力往陳言”四字也是韓愈文章里有的,並且後人曾經發明過了。是以他評論說邵博不消面前的例子直接以矛攻盾,還要別的費工夫找到一首雪詩,舍近求遠了。但襲用後人成句,隱諱的是不明說;點名則不算剽竊,如樊增祥的《彩云曲》開頭“彩云易散琉璃脆,此是噴鼻山悟道詩”便是。但王安石此詩清楚題目即《韓子》,也是指名道姓的,用韓愈之矛反撲其盾,和錢鍾書這里會商的題目并紛歧樣。

重點在于隨后提出的一個論調:“荊公詩語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幾,豈特《雪詩》罷了”。“沾丐”也是《談藝錄》談到臨摹因襲時常用的術語,重要意思就是感染恩情,丐這個字本意就是施舍。所以說“全襲”是說某處照搬人家原文,而受人沾丐,那就不是一句兩句詩的題目了。上面一口吻舉出九個例子,加上適才說的倆,總共是十一處。此中包含五十卷詩集里第一首頭兩句,所謂“荊公自得語”,竟然就是韓愈先發現的設喻。此中幾回錢鍾書說李壁注里沒有標出他發明的出處,包含下面說的“力往陳言”四個字也不見于李注。在最后三個例子之前,錢鍾書說:

然此皆不外偷語偷意,更有若皎然《詩式》所謂“偷勢”者。

“偷勢”,就是不消原文句,不消原“意圖”(周振甫說法),也不消本來的事務,可是在語勢長進行秉承,有點相當于一種詩意布局構造走向的獲取。釋皎然說詩有三賊,即偷語、偷意、偷勢[18]。偷勢是比擬暗藏的,實在也很難發覺,可是往往不成防止,確定是讀其書深受影響才會這么秉承的。如嵇康“目送回鴻,手揮五弦”,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皆是。錢鍾書指出王安石從韓愈詩那里偷勢的例子,此中第二個例子尤其是兼偷勢及偷語。第三個例子竟然是王安石的“盡句機軸”,卻也是這般。

錢鍾書對李壁注的批駁遭到了時期的局限,由於他所讀到的注本,實在是南宋劉辰翁評點本,年夜半李壁注文被劉辰翁刪失落了。1984年,王水照在japan(日本)看到了一種朝鮮活字本,是有李壁注全文的,至1994年才由上海古籍出書社影印出書。王水照早就寫信告訴了錢鍾書此事,錢鍾書回信說:“學問有非材料詳備不成者,亦有不用待材料詳備罷了可立說悟理,以后材料加添不外弟所謂‘有如除不盡的小數多添幾位’者”[19]。我們對比這個朝鮮活字本和《談藝錄》里所補的幾十處詩注,有良多是高度重合的,表白錢鍾書以為李壁當注而全本也確切有的,這當然顯示出自負的本錢。而有幾處,則確切是李壁箋注全本也沒有的獨到發明。

第十九則持續進一個步驟批駁李壁《箋注》,由方回說起。先指出詩注編製題目,暮年錢鍾書熟悉有成長,補訂說不克不及混為一談。參考后人語在某些情形下也是可以的。然后提出另一個題目是關于用典出處,箋注有疏漏。錢鍾書擺出本身補注的十多條,暮年又補訂加了二十五條,良多和李壁《箋注》全本高度分歧。但也有勝出之處,好比《重登寶公塔》“應身東返知何國”這一句,錢鍾書用了多種材料,證實王安石這里用何國事把它看成專著名詞,是西域的國名。用多種資料,是為了確保語境上的聯繫關係慎密,并提醒這個用語的意思[20]。

例三,元好問部門(第四十三至四十八則)。這部門以第四十三、四則為主。先會商施國祁的《元遺山詩箋注》。施國祁是清代嘉慶年間的學者,尤其對于金元時期的汗青感愛好。所以錢鍾書提到他在例言自稱初意在箋證本領,而不是注釋故實,由於伴侶鼓動才“促注解”,七個月就完成了。實在,施國祁之所以后來匆促成稿,自稱是由於大批材料毀于火警,是以方以七月時光從頭寫成。錢鍾書說,箋證本領仍是做得很好,可是注解詩學淵源的部門很蹩腳。題目當然是施國祁本意旨在箋證本領,注解則多征引類書,沒有究查其初始。錢鍾書這里說了一個注詩的年夜忌,就是“注詩而無詩學”:

其注則闕略疏漏,紛歧而足。……竊謂施氏數典之誤,多由于征引類書,未究其朔。年夜病尤在乎注詩而無詩學,遺山應用前人處,往往失之交臂。甚至卷一“相士如相馬”《雜詩》四首乃宋人汪彥章作,見《浮溪集》卷二十九,題作《懷古》,施氏亦不知拈出。[21]

后面又舉出一個例子,就是元好問詩有“解愁欲問店主酒,恨殺冷雞不願叫”句,后半句出自陶詩“晨雞不願叫”。此后有個補訂,引出后世章回小說人物對話的借用,還有楊慎詩里的襲用此句,把冷字蹩腳地改成荒字。往往因襲後人比擬勝利的例子,就是傳佈影響得有時比本來臨摹的那句還受接待。然后錢鍾書開端舉例闡明,中心拔出一句群情,以為詩歌詞翰的因襲,假如停止訂正,必需是會作詩並且深諳其三昧的人才做得來。這一則看起來篇幅不長,但補訂的內在的事務特殊多,舉出元好問詩因襲別人之處大要有近百條。那么,我們可以說,這就是元遺山詩補注了,並且后來錢鍾書看法更靈通了,熟悉到“注詩”的任務是可以“參考后人語”的。

由以上三例,可以說都是對歷來最被人們稱贊的有名詩注家的威望說法停止挑釁。但更主要的在于,學術盡對是要尋求提高的,而真正學術的提高在于處理題目。前文曾言《容安館札記》還有一篇很長的后山詩補注,這是暗自和冒廣生的《補箋》較勁的,生前不予頒發,畢竟在于本身尋求真諦,而非為爭意氣。別的,錢鍾書給錢仲聯師長教師的《韓昌黎詩集釋》也挑了良多題目,《札記》里說得更不客套。依據鄭朝宗流露的錢鍾書手札,他在《管錐編》之后打算寫一個續編,還要再觸及十種書,此中有四種詩集,分辨是少陵、玉溪、昌黎、簡齋。錢鍾書給陳與義的詩集也有做補注的義務感,《宋詩選注》里評價胡稚的《箋注簡齋詩集》,即以為是宋人注宋詩里最為粗陋的一部,這背后就有他本身做過的補注,《容安館札記》第四五六則就是對陳與義詩集的“補注”,開篇也是對于胡稚(號竹坡)的詩注表達了不滿之意:

竹坡注全不及本領,于事料亦欠精詳,遠在天社注黃、陳之下,惟引書多詳篇名標題,注詩所罕也。[22]

即言其所“箋”本領、所“注”事料都不敷傑出,于是下文多有針對原注所作的分析。此外,《宋詩選注》里也說陸游的詩集歷來無注本傳世[23],是以他對陸游詩的注也是很下工夫的。《中文筆記》里札讀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一書的篇幅很年夜[24],卷首書題上就先標滿了記載,細數此書征引了《談藝錄》幾多次。里面的批注更簡直滿是批駁,指責所注的缺掉訛誤,還有大批補注,有些就只寫“當注”二字,看來似乎都是無須多言瑜伽場地的。他還指出錢仲聯這個校注本,有時還竊取《宋詩選注》,有時又不敢或不願竊取。

錢鍾書父親錢基博,在1930年出書的著作《古籍舉要》序文里說,這年炎天在家對子侄輩停止庭訓。他說,清儒治學,之前的最高尺度是乾嘉樸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但不克不及單方面求博覽,要了解重點難點題目往下工夫。可“窺隙攻難”究竟仍是要處理那些“談何不難”的題目。錢鍾書心目中的補注體著作,無妨也可說是窺隙攻難,針對個體題目知難而上,戰勝後人未竟的工作。固然這個工作是這般“以無限事無限”,但這才是“錢學”的真精力。

注釋:

[1]黃裳. 故人書簡[M]. 北京:海豚出書社, 2013:181.

[2]錢鍾書. 槐聚詩存[M]. 北京:三聯書店, 2002:102.

[3]錢志熙. 論錢鍾書的舊體詩創作及相干實際——以《槐聚詩存》《談藝錄》為重要考核對象[J].文藝實際研討, 2020(1):48.

[4]錢鍾書.容安館札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718.

[5]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5.

[6]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346.

[7]張文江. 錢鍾書傳[M].上海:復小樹屋旦年夜學出書社,2011:54.

[8]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79.

[9]錢鍾書. 容安館札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742.

[10]錢鍾書. 槐聚詩存[M]. 北京:三聯書店, 2002:78.

[11]范旭侖. 篇什周旋角兩雄[N].上海書評, 2016-03-27.

[12]錢鍾書. 中文筆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1(1):276.

[13]解志熙.“默存”仍自有風骨:錢鐘書在上海失守時代的舊體詩考釋[J].文學評論, 2014(4):92-102.

[14]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1.

[15]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45.

[16]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366.

[17]王水照. 記japan(日本)蓬左文庫所躲《王荊文公詩李壁注》[J].文獻,1992,(1):5.

[18]皎然. 詩式//何文煥. 歷代詩話[M]. 北京:中華書局, 1981:34.

[19]王水照. 錢鍾書的學術人生[M]. 北京:中華書局, 2020:15.

[20]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81.

[21]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148.

[22]錢鍾書. 容安館札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715.

[23]錢鍾書. 宋詩選注[M]. 北京:三聯書店, 2002:273-274.

[24]錢鍾書. 中文筆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1(11):174-198, 21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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